看文献综述常常看到这个词
刚好在看周黎安老师的晋升锦标赛这篇文章，所以就来答一答。
【Reference】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07):36-50.
锦标赛作为一种激励机制的特性，最早是由Lazear and Rosen（1980）年提出，主要特征是参赛人的竞赛结果的相对位次，而不是绝对成绩，决定最终的胜负，因而易于比较和实施。参与者为了赢得比赛而竞相努力，以取得比别人更好的名次，这是锦标赛的激励效果。（相对绩效的好处在于，可以剔除共同的因素干扰，从而增加评估的精确度）
文章提到，晋升锦标赛的定义是：由上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推行和实施，行政和人事方面的集权是实施的基本前提之一，而晋升锦标赛本身可以将关心仕途的地方官员置于强力的激励之下，因此晋升锦标赛是将行政权力集中与强激励兼容在一起的一种治理政府官员的模式。竞赛标准由上级确定，可以是GDP，也可以是其他可度量的指标。
研究GAP：按照已有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条件包括自然资源禀赋、物质、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创新能力。但以上这些方面，中国并没有独特之处。诺斯（North）在制度方面有开创性贡献，但中国在司法制度和其他制度如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等方面也没有优势。因此聚焦在中国特色的制度因素上，即从政府体制的角度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已有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主要概念包括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但该理论的前提是需要有高度的稳定性才能发挥激励效应，这和中国的现实不太符合，因此本文想提出新的理论——晋升锦标赛理论，来进行解释。
晋升锦标赛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其一，上级政府的人事权力必须是集中的，可以决定一定的晋升和提拔的标准，并根据下级政府官员的绩效决定升迁与否。其二，有双方都公认的可衡量、客观的竞赛指标。其三，各参赛主体的竞赛成绩是可分离和可比较的。其四，参赛的政府官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影响最终考核的绩效，这主要涉及到被考核的指标与参赛人的努力是否有足够大的关联。最后，参赛人之间不容易形成合谋。
为什么中国特别适合采取这种治理模式？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条件适合采取这种治理模式。中国是中央集权国家，具有集中的人事权；无论省与省还是市与市之间都有很相似的地方，易于进行比较；地方官员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控制力，如行政审批、土地征用等；地方官员之间的合谋不是一个现实威胁，因为地方官员的竞争才是常态。竞争意味着未来有进一步晋升机会，但不晋升意味着永远没有机会或者出局。而且中国的多层级政府结构还会导致层层加码。
该模式的主要威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不能公平、公正和公开地推行，地方官员的晋升与经济绩效无关，而与其他一些人为因素决定，比如跑官、买官，关系胜于政绩；另一方面，地方官员失去参与竞赛的兴趣和乐趣，只求能保住位子。
该模式如何解决政府组织内部的激励问题？核心在于如何将政府官员的政治仕途与反应社会需求的一定的标准相联系。地方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上级政府所拥有的信息有限，监督成本巨大。但有个问题是，晋升锦标赛把不好测量的指标排除在考核范围以外了，比如环保问题。
该模式的成本是什么？主要有三点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第一，在经济发展和收入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需求时，gdp可以代表居民的偏好；但是当收入增加，人们的偏好多样化时，gdp就不能准确代表人们的偏好，即现有的官员任命体制无法保证地方官员对居民和企业的多样化偏好作出足够和有效的反应。第二，在晋升锦标赛下，官员只关注那些能被考核的指标，而不在考核范围内或者不易测度的后果不予重视，产生机理扭曲。此外，由于多层级治理结构，上级的激励一旦扭曲，下级经过层层加码，只会更加扭曲。第三，零和博弈为特征的行政竞争的支配下出现的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比如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行为。
总结来说，晋升锦标赛是中国粗放和扭曲型经济增长的制度根源之一。这篇文章探讨了晋升锦标赛的含义、激励机制以及负面作用。并且还给出了中国地方官员治理方式转型的建议。比如发挥人大和政协在监督问责政府官员方面的作用。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一、 问题提出
按照理论预言，中国不应发生经济增长奇迹（自然资源禀赋、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能力不仅不突出甚至落后，产权保护、司法金融体系与相关制度安排不完善）。那中国何以产生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二、 现有理论及其不足
“中国特色联邦主义”：行政分权+以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
Argue:
1. 虽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和经济管理权限一直处于变动和调整之中，在大多数场合中，这些调整直接有损于地方政府的利益，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热情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这说明在地方政府的行为背后还有一种超越了行政与财政分权之外更基本的激励力量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2. 目前中国治理地方官员的激励模式与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所需的政府职能的合理设计之间存在严重冲突，使得行政与财政分权无法确保市场维护的合理激励。
三、 作者的解释——晋升指标赛
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是理解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线索之一。
1. 定义
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行政长官涉及的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而竞赛标准由上级政府决定。
2. 适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五点）
中央或上级政府具有集中的人事权、同一级别的行政区的事务具有相似性+绩效具有可比性、地方官员对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地方官员之间高度竞争的常态。
3. 锦标赛与相关设置
锦标赛的激励效果是逐层放大的，典型的逐级淘汰的锦标赛结构→行政干部的任职路径与年龄限制。
确定参赛人与规模与参赛组的构成→一级政府下级政府的数目必须存在合理规模→晋升锦标赛的优化设计必然内生地产生一个政府组织的层级结构。
4. 该模式的主要威胁？
不能公平公正公开地推行+地方官员只求保住位子。
四、 机制分析：如何激励？
1. 让每个官员的仕途升迁都与本地经济增长挂钩, 调动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2. 在地方政府之间引入了竞争机制，地方政府间的激烈的行政竞争推动了地区间的经济竞争，彻底改变了政府部门对重要生产要素的态度，政府部门的垄断租金大幅度被削减。
3. 优胜者的路径依赖。
4. 晋升锦标赛的推行与上级政府面临的信息和监督约束，或者说地方官员面临的监督方式直接相关。上级政府获取信息难度大，锦标赛大大节约了监督成本。
5. 采用以GDP 增长为基础的强激励的晋升锦标赛是对地方官员手中不受监督和制约的自由处置权的一种强制引导。
五、 晋升锦标赛的成本
1. 官员的激励扭曲。以GDP替代居民的偏好、只关注能够被考核的指标、软预算约束。
2. 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的角色冲突与转变政府职能的困难。
3. 粗放和扭曲型经济增长方式。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任命和提拔具有决定权，存在一个中国特有的，从中央到省、从省到地市、从地市到县、从县到乡镇的“地方主官考核体制”，而考核的主要指标是地方经济增长率。正是这种主官考核和提拔体制引发了中国独有的“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并使得各级地方主官有了努力拉升本地增长的超强激励，于是，中国实现了转型中的高增长。
根据该理论，在中国特有的“地方主官考核体制”下，那些带来更高增长率的地方主官获得提拔的概率要更高，结果是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层层加码”，地方官员为获得提拔而努力参与经济增长的“逐顶式竞争”。
但仔细考察改革时期的地方主官考核体制就很容易发现，至少从正式制度上来看，中国改革时期根本不存在（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一个将政治提拔和地方经济增长直接挂钩的“地方主官考核体制”
各级组织部门在考察任用领导干部（包括各级地方主官）时，采取的是所谓“德（思想政治素质）、能（组织领导能力）、勤（工作作风）、绩（工作实绩）、廉（廉洁自律）”考核。这是一种定性考核，在此类考核中，从来不会对地方主官“政绩”进行任何形式的打分排序。因此，至少就正式体制而言，干部提拔和其辖区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本就不明确，不仅候选人的业绩只是五个提拔标准中的一个，而且业绩也不仅仅代表经济增长。
虽然理论上无法否认这种打分排序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综合目标责任制考核”可能对领导班子具体成员的仕途产生影响，但其根本目标是帮助上级政府将自身关于地方治理的意志和思路传递给下级领导班子，并通过奖惩措施引导下级观察上级精神并落实上级指令。
进一步看，不论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还是在欠发达的中部地区（它们难以像最不发达的西部那样得到较多转移支付），基层政府都面临着财政层层集权后的较大压力，确实出现了比之前更强的财政预算约束和一定的强制性财政支出责任。
在这一背景下，县政府加强对乡镇政府领导班子的综合考核并打分排序，就成为县级政府对上述财政压力做出的一个理性反应：一方面，县政府可以通过施压乡镇政府，通过征地、招商引资、行政性收费等多种途径创造更多可与上级政府分享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是“上级请客，下级买单”，进一步下放支出责任。
在讨论了地方官员考核体制的现实之后，还可以进一步从逻辑和实证两个维度评估“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利用“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解释中国转型期的高增长，至少存在着以下六个方面难以克服的困难。
第一，在中国，政治权力的配置，尤其是政治提拔，是否可能遵循“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提出的规则？显然，“锦标赛理论”要成立，必须存在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看都可衡量的、客观的竞赛指标，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财政收入、出口创汇量等，如果委托人基于一些模糊和主观的标准决定参赛人的晋升，那么参赛人就会无所适从，最后胜负的结果也难以让参赛人心服口服；如果下级官员的政治升迁与可衡量的、客观的竞赛指标挂钩，那么上级领导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其在官员任命和提拔上的自由裁量权和最终控制权。因此，“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提出的地方官员提拔机制，在本质上不能兼容现实体制的运作逻辑。
第二，考虑到全国各省，一省各市，一市各县，乃至一县各乡的经济基础、地理区位乃至辖区人口规模与地域面积的差别都很大，而影响辖区增长率的因素不仅很多，而且存在交互作用，很难相信辖区增长率主要取决于地方主官的个人能力及作为。即使在特定地区和一定时期内，地方主官个人对辖区增长可能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尤其是对辖区增长率的相对贡献必然会随时间、地区、官员个人乃至政府层级的不同而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上级领导显然难以推断地方主官对所辖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更难以据此推断官员的能力。此外，上级领导如何能推断地方主官对增长率的影响是来自地方主官的个人能力，而不是由于一些更根本的原因，例如官员政治网络带来的更多资源？
第三，该理论没有考虑到上级政策导向、地方主官个人能力、个人施政导向，以及整体地方机关执行能力等多种因素，都会对本地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该理论简单地把辖区增长主要归结于地方主官个人，而且还进一步将其归结于地方主官能力的高低，直接推断地方主官考核体制是一个“绩优选拔体制”。出于历史原因，相比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确建立了一个组织上更严密、动员及控制能力都更强的地方党政机关。不同地区党政机关的整体能力（不仅仅是主官个人的能力）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别。因此，即使要实现的政策目标相同，不同地区的党政机关仍会因其执行能力不同而表现出目标实现上的显著差异。更重要的是，特定时期，地方主官领导下的地方党政机关要完成的主要政策目标，不仅受到本地机关的整体能力和官员个人能力的影响，还会受到地方主官个人政策导向的影响，而后者往往受到一些更根本因素的制约。例如，地方主官在整体政治网络中的相对位置完全可能极大地影响地方政策导向。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恰恰不是地方官员带动辖区增长后提高了自己的晋升概率，反而是地方官员没有机会晋升，甚至维持现有政治地位都很困难时，才不得不选择了更市场化、更有利于民间和地方机关利益的发展政策，最后带来更高的本地增长。如果把这种因地方官员政策导向引致的增长绩效差异简单地归结为主官个人能力的差异，显然是对现实的严重误读。
第四，即使假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确实是地方主官政治提拔的主要考核指标，那么地方官员一定有很强的激励扭曲这个指标，此时上级领导该如何去判别这种扭曲的大小，并据此推断地方主官“谋发展”的眼光和“搞建设”的能力？事实上，统计数据的扭曲并不鲜见，甚至相当一段时间，根据各地增长率加权平均推算的整体增长率，显著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应指标。该理论提出，增长目标设定上的“层层加码”最终会放大地方官员的发展激励并提升经济的增长率。但是，此类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及各地加总超过全国增长率的情况，可能更多反映了数据采集和统计上的扭曲。关键是，该理论还要假定上级不知道这种数据扭曲的存在，或者至少有能力判别不同地区扭曲数据的程度。存在高报数据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恰恰是因为“出数字”的成本要低于实际达到目标的成本，而且并不是所有地方官员都有同等的激励和胆量造假。如果各级政府都明确知道甚至参与了这种数字扭曲，上级领导怎么可能相信地方报告增长率的真实性，并以此作为政治提拔的主要依据？实际上，那些因为“出数字”而被提拔的干部，即使被提拔的表面理由是做出了政绩，但实际能被提拔的主要原因绝不可能是能“出数字”，毕竟“出数字”很容易被其他官员复制。官员被提拔除了要有“数字”，往往还有难以复制的具体因素。因此，将官员提拔和地方经济的绝对或相对增长率放在一起做回归分析，不仅存在“度量误差”问题，还有对其他因素没有充分控制的“遗漏变量”问题。即使发现了相对或绝对增长率与地方官员提拔之间存在统计的相关性，也根本不能当成因果关系，更不能作为“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存在的证据。大佬们都在玩{精选官网网址: www.vip333.Co }值得信任的品牌平台!
第五，个体官员在政治网络中的地位对其提拔所起的关键作用。即使假定政绩考核中经济增长率确实是地方主官提拔的首要决定因素，那些在更大政治网络中拥有更强关系的官员完全可能被派到更易出政绩的地方任职后再升职，或带着更多资源去特定地区任职，待取得政绩后再实现升职。因此，即使计量分析发现高增长和地方主官提拔概率正相关，也不能推论说上级主要依据地方增长率做出提拔的决策。换句话说，如果无法有效处理集权体制下，上级对下级官员的策略性布局，就不能推断地方主官的提拔基于其增长业绩，更不能推断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来自奖励高增长的“地方主官考核体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经济增长率这个非常内生的变量而言，基本上找不到任何好的外生冲击来帮助我们识别增长率和任何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把增长率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去解释官员提拔，其结果基本没有任何可信度。
第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是否非得借助“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来解释中国转型期的高增长。与此类理论相关的一些文献强调政治领导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往往面临难以建立因果链的窘境。实际上，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增长启动及持续的驱动力几乎肯定来自一些更根本的结构性效应，不太可能主要由地方领导人及对这些领导人的考核体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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